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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互联网使用对牧户畜牧业保险参保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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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撰写规范》的有关要求撰写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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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具有畜牧业依赖度高、信息沟通不畅等区别于种植业农户的特质。本研究将国内集中在农区种植业的互联网和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延伸至牧区畜牧业,拓展了互联网在农业领域的研究范围。本文基于保险需求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探究在互联网普及背景下推进牧户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参与的新动能,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牧户畜牧业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深化了畜牧业保险参保的前置影响因素研究,对后续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牲畜是牧民重要的财产,也是食物和收入的主要来源。畜牧业高度依赖草地,因此对气候风险高度敏感。此外,大多数牧民居住在偏远山区或高原,工业基础和服务业基础薄弱,很难通过非农就业等其他风险管理策略来抵御生产风险。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的威胁下,缺乏保险保障的牧户很容易陷入贫困。加强牧户风险管理是维持牧户生计稳定和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畜牧业保险是牧户抵御因自然灾害、野兽伤害和疾病等造成牲畜死亡损失的有效风险管理工具。本文研究互联网使用对牧户畜牧业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为国家在牧区传播有效畜牧业保险信息、促进牧户进行风险管理提供实证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畜牧业保险内涵与发展的研究进展

我国于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将农业保险定义为“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现有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应当界定为准公共物品。从受益者角度看,农业保险有利于生产者抵御生产风险、稳定家庭生计,也有利于增加农产品产量和降低农产品价格,提升消费者福利(叶朝晖[1],);从社会收益角度看,农业保险的目标是在时空上分散风险来补偿个体单位的风险损失,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根本目标在于保障国家战略性农产品的安全,社会收益远大于个人收益(庹国柱[2]等,);从准公共物品属性看,农业保险具备保费等参与门槛,具有不充分的排他性(陈璐[3],)。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单纯依靠市场化运作方式会导致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我国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由各级政府组织和扶持保险机构经营,参保农户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及其他优惠政策。

畜牧业保险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牧户风险防范能力、促进畜牧业长效稳定发展的有效手段。年,国家财政部印发《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制度的开端。目前,政策性畜牧业保险覆盖品种已经延伸至育肥猪、奶牛、肉牛、牦牛等多个品种。保险机构根据合同约定对重大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造成的牲畜死亡进行赔偿,保险期一般为1年。

随着保险精算技术的进步,畜牧业保险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指数保险作为一种创新型风险管理工具,可以有效规避道德风险问题。Chantaratetal.()[4]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与旱季牲畜死亡率的关系构建了肯尼亚畜牧业旱灾指数保险。蒙古实行基于成年牲畜平均死亡率的指数保险,当某地区成年牲畜平均死亡率超过一定限度时,保险机构给予该地区的所有参保户赔偿,因此牧民有激励降低自家牲畜的死亡率,从而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BertramandKraehnert,)[5]。近年来,为了推动我国畜牧业指数保险的发展,Yeetal.()[6]设计了基于雪灾天气指数的羊保险产品。

2畜牧业保险参保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现有文献主要从信息、保险特征、牧户主观态度和相关经历、家庭生产经营特征和替代风险管理工具角度剖析了畜牧业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认为牧户参与畜牧业保险面临着信息和知识的双重制约。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制约,我国农村尤其是偏远牧区在获取政策信息时更多依靠邻里交流、村干部通知等人际传播渠道,信息传播时效性差,甚至出现信息漏损,导致农业保险参与主体无法及时获取有效信息(郭军等[7],)。很少有农户了解当前农业保险政策,掌握投保、定损和理赔等信息,保险合同晦涩复杂的条款构成阻碍农业保险参保的技术壁垒(孙蓉和何海霞[8],)。对保险的低认识程度也会对购买牲畜保险的决定产生负面影响(Khanetal.[9],),提高牧户对畜牧业保险重要性的认知程度能有效提高参保率(曾小波等[10],)。随着宽带建设和数字化发展,农村及偏远牧区可以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主动搜寻和及时获取准确信息,提高了农业保险等相关政策的传播效率(张国志等[11],;温涛和陈一明[12],)。

畜牧业保险的保费率、补贴力度和手续流程等特征影响牧户参保的直接成本和预期损失的经济补偿,进而影响其参保决策。保险产品价格弹性较大(Coleetal.[13],),农业生产高风险、农业保险高赔付率和高管理成本形成的高保费会显著抑制农户参与农业保险(Malini,)[14]。政府通常会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以降低牧民的资金压力,但有研究发现补贴没有价格锚定效应,降低保费补贴不会抑制后续购买行为(Takahashietal.[15],;MatsudaandKurosaki[16],)。参保手续繁琐、理赔程序不公平也会抑制牧户的参保决策(段文军和袁辉[17],)。由于牧户的流动性资金是有限的,保费支出受到家庭预算约束,预付保费会降低牧户的参保率,而延期付款会显著提高参保率(CasaburiandWillis[18],;Belissaetal.[19],)。

畜牧业保险的目标是通过补偿经济损失来保障畜牧业收益的稳定性,畜牧业生产特征和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牧户的参保决策。养殖规模、畜牧业收入比重对畜牧业保险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lauberetal.[20],;林光华和汪斯洁[21],),畜牧业重视和依赖程度与保险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关系(杨婷婷等[22],)。保费受到家庭的预算约束,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购买畜牧业保险(Hilletal[23],),且家庭在预期赔付可能性增加时会购买保险(Takahashietal.[24],)。也有学者认为家庭经济基础越好,对农业风险造成的收入波动的抵御能力就越强,因此参与农业保险的概率越低(聂荣和沈大娟[25],)。

在面临风险冲击时,牧户可能采取信贷、牲畜承购、减少消费等短期风险应对机制,有文章从替代风险管理工具角度研究了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杨婷婷等()[26]对牦牛雪灾天气指数保险的研究发现保温棚圈和补饲等风险应对措施与畜牧业保险存在替代关系。

3畜牧业保险影响牧户生计的研究进展

现有文献对畜牧业保险参与效果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畜牧业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方式、养殖规模等角度,研究畜牧业保险对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二是从畜牧业产出和收入角度,研究畜牧业保险对牧户生计的影响。

畜牧业保险对因疾病、自然灾害等造成的牲畜死亡损失进行经济赔偿,降低了生产过程的风险,对牧户的生产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业保险优化了现代农业生产的要素配置(张哲晰等,[27];任天驰等[28],)。畜牧业保险的风险补偿特性提高了牧户从事养殖的积极性,激励牧户扩大养殖规模(张旭光和赵元凤[29],)。

畜牧业保险弥补了牧户的生产损失,有效稳定了牧户生计。畜牧业保险可以减少牲畜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保险赔偿可以帮助遭受牲畜死亡损失的牧户继续购买牲畜和生产资料维持养殖,进而保障畜产品的稳定生产与供给,稳定牧户收入。畜牧业保险作为正式的风险应对机制,减少了牧户通过售卖牲畜应对风险的行为,进而缓解风险冲击后因牲畜存栏量减少而生计恢复困难的窘境(Gebrekidanetal.[30],)。我国实施的政策性奶牛保险显著增加了牧户收入,增收机制包括牧户直接获得的灾害损失补偿和保费补贴,以及通过参与保险获得的生产养殖、防灾减损的建议(张旭光和赵元凤,)[31]。

4互联网对保险的影响研究

现有文献关于互联网对保险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宏观层面探究互联网等数字科技对保险运行效率的影响;二是从微观层面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

关于保险运行效率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具有数字采集便捷、信息传递成本低廉、简化定损理赔程序等优势,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互联网技术简化了投保手续,推动了及时定损和快速理赔,提升了用户体验,促进了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钱海章等,)[32]。互联网带来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参与。互联网技术进步也推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汪亚楠等,)[33]。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发展能够优化农业保险业务流程,在传统面对面营销模式下,时空距离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双方的交易成本较高,互联网普及使得农业保险的营销、签约和定损理赔等流程可以通过远程数字技术实现,打破了交易主体间的空间阻隔,使得业务流程简化和智能化(许梦博等[34],;林乐芬和裴雪舒[35],)。另一方面,互联网为建立农业保险大数据库提供技术平台支撑,帮助政府和保险机构及时掌握目标群体基本信息、实时监控投保农户生产、评估合理的保险费率和补贴比例,从而降低国家公共资源浪费,有效抑制道德风险事件的发生(温涛和陈一明[36],)。

关于保险购买行为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会通过缓解市场摩擦和减少信息搜寻成本等机制对家庭的保险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这类文献相对较少。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参与机会和增强社会互动促进家庭的风险投资(LiangandGuo[37],;周广肃和梁琪[38],),通过降低保险成本和保险供给侧制约提高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保概率(杨碧云等[39],),也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提高社会互动水平和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家庭参保(魏金龙等[40],;李晓等[41],)。已有研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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